当前关注：贯穿清代的文字狱，为朝局带去了怎样的影响？

文字狱，是封建时代常见的一种罪案，历朝历代均有出现。但若论哪朝文字狱数量最多，规模最大，后果最严重，那一定非清朝莫属。

清朝时期，文字狱已经泛滥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。因言获罪，成为了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。在文字狱的阴霾下，无数人被罢官、流放、失去性命，乃至株连后代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清朝的文字狱究竟有多狠？清朝皇帝为何偏爱文字狱？文字狱又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
让我们回顾历史，找寻答案。

（清朝）

历经数代：文字狱的发展

实际上，“文字狱”一词便诞生于清朝嘉庆年间。在此之前，因言获罪并没有统一的名称，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清朝文字狱的泛滥。

清朝文字狱由顺治开端，历经康熙与雍正两代发展，在乾隆时期达到巅峰，随后历代君王都受其影响，直到清朝灭亡。

顺治四年，一个名为函可的广东和尚在金陵城被捕，由此揭开了清朝文字狱的血腥篇章。

这个和尚随身藏了一本名为《变记》的史稿。在史稿中，他详细记录了老百姓反清复明的诸多壮举，是一部妥妥的“禁书”。消息传入紫禁城，摄政王多尔衮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将函可流放，敲打朝臣。

（函可和尚）

顺治皇帝亲政后，科场案与奏销案相继发生，皇帝借检查文稿的由头，敲打汉族知识分子，以巩固满清统治。

但是，顺治皇帝注重把控尺度，并不想将此事扩大化，对于那些极具气节的明朝遗民，顺治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然而，顺治皇帝死后，情况却发生了变化。

在康熙主政前，四辅臣玩弄权柄，利用文字狱打击汉族官员，朝中争斗不休，就连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都被捕入狱。

就在情况不断恶化，满汉关系日益尖锐之时，康熙以雷霆之势铲除鳌拜，获得了亲政的权力。

康熙亲政后，这位聪颖的少年帝王开始大范围调整政策，宽待汉族知识分子，文字狱得到了有效缓解。

（康熙）

康熙祭拜朱元璋，开设博学鸿儒科，建设《明史》馆，朝中风气焕然一新，思想界重新恢复了活力。

在康熙的苦心经营下，这种繁荣持续了数年，直到康熙晚年，《南山集》案爆发，打破了原本的平静。

《南山集》的作者名叫戴名世，这本书原本只是揭露南明隐事之作，却被刑部抓住把柄，大做文章。

实际上，戴名世是在无意间卷入了夺嫡之争，《南山集》案与太子胤礽再度被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最终，戴名世因为一本书而被定为“大逆”之罪，凌迟处死，株连九族。而这还是康熙皇帝格外“开恩”后的处罚，按照史料记载，“得恩旨全活者300余人”，可见波及范围之广。

（戴名世·左一）

在顺治时期，文字狱只是偶发性的小案，但到了康熙末年，文字狱已经成为了足以轰动全国的大案。然而，这不过是开始，雍正即位后，文字狱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。

相比于其它皇帝，雍正执政时间不长，只有短短十三年。但在这十三年里，光是有明确记载的文字狱便超过二十件，没有记录的不计其数。

留下记录的大多是重案要案，每次牵连人数都能达到百人以上，令朝臣百姓胆寒不已。

纵观清代历史，雍正即位始终笼罩着重重谜团，一直以来众说纷纭，民间更是有诸多传闻，认为雍正名不正言不顺。雍正本就疑心病很重，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，他自然更要加强戒备，消灭所有不和谐的声音。

为了在所有臣民的思想上打上烙印，雍正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，将原本有定论的案子一查再查，追责到底。

皇帝有要求，官吏自然就有反馈，他们甚至发明出了一系列审问技巧，甚至出现了名为“诛心论”的指导理论。

（雍正）

历经数代铺垫，到了乾隆朝时，文字狱毫无疑问的走向了巅峰。

与过去针对特定群体的文字狱不同，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已经是“无差别攻击”。不论是官是民，是满是汉，只要提到了敏感词，便难逃魔爪。

乾隆在位期间，一共制造了130多起文字狱大案，冰冷的数字背后藏着鲜活的人命，这是盛世无法忽略的阴暗面。

从那之后，文字狱也彻底在清朝“站稳脚跟”，生活在嘉庆与道光年间的龚自珍仍在感慨：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。”

清朝文字狱不光持续时间久，手段更是残忍。细数文字狱的种种表现，都堪称一个“狠”字。

（乾隆）

手段狠厉：清朝文字狱的表现

清朝文字狱的手段尤为多样，“反清复明”更是绕不开的话题，而雍正五年的吕留良案便是最好的例子。

雍正即位之初，曾处理过一起谋反案。而在这起谋反案里，有两个湖南谋士起到了煽动作用。被捕落网后，其中一人说，自己的反清思想来源于吕留良。

但荒唐的是，吕留良已经死了快五十年！

原来，这位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，是个颇具气节的明代遗民。他才华卓然，却无意仕途，甚至出家当了和尚。

但吕留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用来阐述自己“夷夏有别”的观点，在他看来，华夷之别，甚至大过了君臣伦理。

（吕留良）

而在中国传统的观点里，夷狄更是禽兽的代名词，恰好雍正即位之谜未解，他的身上始终有着屠戮兄弟，逼杀父亲的流言，有心之人难免加以利用。

得知此事的雍正怒不可遏，吕留良的文章既犯了大清的忌讳，又在无意中戳到了他内心的隐痛。于是，雍正决定惩罚这个死人，用来警示天下。

就这样，吕留良被活生生坟里刨了出来，挫骨扬灰，他的长子与学生也难逃被戮尸的命运。吕留良活着的小儿子与学生更是无辜受难，直接被判处了斩立决。

这还不够，雍正还要求天下读书人就此站队，既要说大清的好话，也要大骂吕留良。一时之间，各省督抚纷纷递上折子，代替本地读书人表忠心。

甚至连那些私藏了吕留良著作的百姓，雍正也不放过，要求全部诛杀。

（吕留良纪念亭）

在《明史》案中，只因史官庄廷鑨没有给努尔哈赤避讳，也没有记录满清在关外的年号，结果被人举报告发，同样落了个开棺抛尸的下场。为他写序、校对、刻印的人也全部被处死，即便是名士也难逃厄运。

除了“反清复明”之外，清朝皇帝还格外警惕臣子心怀怨愤，讥讽时政。而发展到后期，文字狱已经上升到了随意构陷，捕风捉影的地步。

乾隆二十年，皇帝下令彻查胡中藻在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，在翻阅一通过后，乾隆在《坚磨生诗钞》中找出了一句诗。

胡中藻写，一把心肠论浊清。明眼人都能看出，这里的“清”不过是个形容词，与“浊”相对，但乾隆偏偏不依不饶，将这句诗扭曲为对大清的侮辱！

随后，乾隆便借此发难，判处胡中藻凌迟。为表示宽仁，最终“大发慈悲”将凌迟改为斩首，所有与这句诗相关的官员自然也受到了牵连，就连帮忙印刷的礼部侍郎也被革职查处。

（胡中藻）

实际上，乾隆比谁心里都明白，这是赤裸裸的诬陷。他厌恶胡中藻，不过是因为党争。胡中藻是鄂尔泰的徒弟，鄂尔泰与张廷玉在朝中党争，乾隆不过以文字为借口发难，杀鸡儆猴罢了。

其父雍正同样如此，最著名的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便是典型。雍正四年，有人向雍正举报，说江西主考官在科举出题时，将题目定为“维民所止”。

这四个字原本出自于《诗经》，但举报者说，维与止两个字就是将“雍正”割去了头，活生生是在诅咒皇帝！

如此荒谬的举报，却被雍正采纳，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当即被下狱处死，死后更被鞭尸示众，情状凄惨。

（查嗣庭）

清朝文字狱不但迫害官员百姓，更利用编纂图书的机会，断绝文脉。

清朝皇帝多次颁布禁书令，派出人手搜查民间书籍，只要不符合清朝统治者的要求，便一律打为异端邪说，统一销毁。

康熙五十三年，康熙便打着“正人心”的旗号，严查小说，不但焚毁书籍，还下令将印刻者杖流，贩卖者杖徙。

在《四库全书》编纂的过程中，更是由一大批明末藏书被销毁，就连明朝宫廷的官方档案都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
由此可见，清朝的文字狱不但名目多样，而且处罚手段极其严厉，无论死活都难逃罪责。活人会引来杀身之祸，死人也要被开棺戮尸，不光是亲戚朋友，就连无辜群众，也随时有卷入文字狱的风险。

（四库全书）

而如此惨烈的文字狱，也为后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遗臭万年：文字狱的影响

嘉庆朝后，大清国力日渐衰颓，内忧外患接踵而来，皇帝的掌控力变弱，文字狱慢慢也偃旗息鼓。但是，这种创伤却持续留存，绝非一朝一夕间可以弥合。

对于读书的士子们而言，文字狱最直观的影响便是让他们不愿再牵涉书本朝政，更没了报国的雄心壮志。

一句无心之语，竟然能招来杀身祸患，甚至让整个家族覆灭，何其惨痛！为求自保，清朝读书人的学风骤然变化，他们心中不再装着家国天下，而是转身迈向古籍，在考据历史中寻找最后的慰藉。

然而，世界局势却在飞速变化，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，立足当下，讲求实用逐渐成为了时代的主题。

可是，清朝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再无心力，比起开拓创新，带领帝国走向现代，他们更愿意去思考，如何躲开文字狱，保住自己的小命。

（工业革命）

文字狱更造就了阿谀奉承，相互举报的官场习气。

有的人为了献媚，主动写诗奉承君上，监察同僚，而这样的人往往能步步高升，官运亨通。有的人为求安稳，竟然叮嘱门生后辈，绝对不要以字迹与人交往，偶有无用的稿纸也一定要记得焚毁。

官场气氛紧张至此，朝廷又怎么可能有新的气象？曾经中国士大夫所向往的气节操守，在文字狱的高压逼迫下，简直是荡然无存。

而官场风气的腐败，更是极大影响了社会风气。

（清代官场）

连居于首位的“士”都已经沦陷，又如何能要求百姓坚守品格。换句话说，清朝文字狱的盛行，恰恰是推动帝国大厦倾颓的重要助力。盛世之后，大清极速衰颓，而文字狱所种下的苦果，也将一一应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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